每日书2020.5.19-5.24.
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，房子租在大埔墟，和一个北大女孩、一个中大女孩一起合租。这算起来不过5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，住了3个人，我和中大女孩各占一间卧室，北大女孩睡在客厅，她的床只用了一个大书柜作为格挡，又在书柜和墙之间出入的地方拉了一道帘子。整个房子的租金是9300港币/月，这还是和房东谈了又谈之后的价格。
每天，我们三个人在这逼仄的空间里生活，虽然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不在这个房子里，但到了夜晚睡觉的时候，我们总要回到这里来的。
我的房间已经是两间卧室里偏大的那一个了——但它还是很小，小得只够放下一张转角的书桌和一张床。床和一个小飘台齐平，我在飘台上挂了晾衣服的绳子，平时洗好的衣服就晾在飘台上，有时候没拧干，衣服往下滴水，水就这样凉飕飕地落在床上。床也很短，短得连我168的身高都伸不直腿，睡觉的时候要斜着，腿要伸去飘台上。
每天夜里，我在这个小房间里看论文、准备演讲，临睡前总会撩开窗帘的一角，看看楼下的香港。我住18楼，到了晚上11点多的时候，周围的许多房子还是灯火通明，但楼下的街道上人却不多了，黄色的大箭头涂在冷冰冰的马路上，指示着车辆行驶的方向，但没有一辆车。
香港的楼宇，打开窗户总能听到很嘈杂而鲜活的风声，哪怕是很深的夜里，这种风也总是裹挟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气味，一遍遍地敲打窗子，想要灌进房间里来。那种气味有点像面包房里散发出来的甜甜的味道，是一种会令人感到充实、欢畅的味道，在这个孤单城市的夜里，显得特别撩人。
但是和窗外这个喧闹的世界比起来，我的房间实在是太狭小和简陋了，也过分安静了。
在那个50来平的小房子里生活，就像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壳里，每个人在极其狭小的私人空间里各忙各的，有时候也会听到她们打电话的声音，隔着墙，模模糊糊的，像从遥远彼岸传来的信号。
当时签下这套房子的时候，我和中大的女生露露去中介办了很复杂的租赁手续，签了很多合同的同时，中介又复印了我们的证件，中介说了很多注意事项，尤其提醒我们不要损坏房屋里的家具，“也不要往墙上钉钉子。”他讲一口很市侩的粤语，是香港年轻人惯用的一种腔调，圆滑之中又有许多戒心和防备。原来，上一任租客就是因为往墙上钉钉子，让房东不高兴了。
房东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，她当时的年纪，大概跟我现在差不多大，身材不高，保养得很好，在香港的德意志银行工作，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精打细算的聪明，有时我还没开口说话，她仿佛就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又用别的话把我堵回去了。我觉得她很厉害，但不想跟她有过多的交集，只会每个月在交租后发短信告知她。她的回复永远是冷冰冰的、看不出感情的一句话：thanks，the rent is well received，有时候也发一个“：）”的笑脸。
住在客厅的北大女生叫阿哲，她的家在内蒙古满洲里——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的满洲里人，到现在为止，她也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满洲里人。有一次，她跟我谈起她的家乡，她说到了夏天的时候，草原非常绿，绿得无边无际，看一眼就忘却了所有烦恼。“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家包了饺子，就把饺子放在窗外的平台上，自然就结冰了，不需要冰箱。”她说。
她还跟我说了许多满洲里的事，勾起了我无尽的想象，当时我们站在那个小客厅里，她靠着书柜（那个隔断），我也站着，因为在这个简陋的小房子里，我们没有其他多余的座椅了，要么她站着，要么我站着，出于礼貌，我们只能一起站着，共同想象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。
她说：“你以后一定要去一次满洲里，去了可以找我。我带你玩。”说完笑了，露出了两颗可爱的虎牙。
很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依然很难忘记那个房间，也很难忘记我们一起做过的那些梦，尽管毕业以后，我和她再也没有联系了。
在香港读书的生活，十分地两点一线。每天早上我坐接驳巴士到火车站，再坐东铁线去学校。火车行驶在地面上，时常能看到窗外飞驰而过的树木、田地，空旷而缺乏人烟，那是香港的另一面。路上虽然只有几个站，但总觉得十分漫长，因为下了车，还要换乘校巴，翻山越岭地去上学。
港中文建在山上，部分山路还颇有些陡峭，是巴士司机要狠踩油门才能上得去的。每次他踩油门的时候，车厢都会轻微地抖一抖，好像一个重新振作精神的野兽，准备对猎物发起新的进攻。每当这时候，我会想起大学时的校车——很巧合的是，我所读过的这两间学校都建在山上，爬山几乎成为了每天的必修课。
但武大的校车要更残旧一些，还经常因为学生太多、挤不下，而产生一种摇摇欲坠的危险感，上校车要花一块钱，或者刷学生卡。每到早上上课前，校车永远是满员的，湖北口音的司机总是骂骂咧咧，让大家再挤一挤，让出点位置来。这辆车开起来非常缓慢，再加上要爬一些很长的坡，就更显吃力了，晃晃悠悠地，每开几步就喘一下气。而车上的学生却显得耐心十足，好像也不太在意上课迟到——只要上了校车，它就总会载你到终点，虽然它老态龙钟、几近报废，但学生们却很信任它。
毕竟，如果不乘坐校车，就只能自己骑自行车或者步行去教室了。步行是一个苦活，从我们居住的湖滨，走路到校门口的教五，快则20分钟，慢则半个小时，途中要上坡、下坡，再上坡、再下坡。在武大文理学部骑自行车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，也有这样做的学生，但不多。
前两天和朋友吃饭，跟她说起在香港读书的时光，她说：“是哦，你家楼下的肥牛金针菇米线好好吃。学校食堂的港式奶茶也很正。”
但她说的，我都印象不深了，那段记忆好像受到了风沙的剥蚀，残存的只有一些零星的片段。
她来香港找我玩的时候，是请了五一节的假。那时候我基本没什么课了，有些同学甚至在收拾行李准备离港了。她住在我的小房间里，在床前仅余的两平方米的地板上打地铺，白天我们出去玩，晚上回来在这个小房间里聊天。这里从来没有那样热闹过。
我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，我躺在床上，用平板电脑去阅读艰难晦涩的英文文献，看着看着，觉得很困，手边还有很多纸质的课件要看，那些a4纸就这样凌乱地洒落在床上，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，刚洗好的衣服还在滴着水，在我耳边滴滴答答的，伴随着空调轰隆隆的声音，催我入梦。
一个人的生活，在缺乏自律的前提下，就会养成很多不好的习惯。我不爱做饭，因为那是个开放式的厨房，做饭会影响到在客厅的室友，实在饿得不行了就下楼随便吃点。那一年，我吃了楼下的麦当劳、过桥米线、三酱肠粉无数次。楼下还有一家甜品店，做一种名为“哈喽”的甜品，十分好吃，回广州之后在惠福路的甜品店再吃，已全然不是那个味道。
就好像现在再提起往事，也缺乏那些触动了。
